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波蘭在野黨稱本案是「波蘭21世紀最大醜聞」。

為了讓大家能更容易理解整個故事的時間變化，本文依照年份整理的事件，讓大家能更好回顧整個故事歐盟目前有24種官方語言，27個成員國中共計約有60種少數民族或地區語言。

立刻點擊免費加入會員。西班牙呼籲，應將加泰隆尼亞語、巴斯克語和加利西亞語列為歐盟官方語言，但最終卻未獲得其他歐盟成員的正面回應。雖然這項提案受到社會黨和推動加泰隆尼亞獨立的小黨所歡迎，但仍遭到反對分離主義的極右派民聲黨（VOX）與人民黨（Popular Party）批評。這項提案由幾個擁護加泰隆尼亞獨立的政黨所推動。由西班亞總理桑傑士（Pedro Sanchez）為了尋求小黨支持組建新政府，在其所屬的工人社會黨推動之下，西班牙眾議院通過提案，允許議員使用加泰隆尼亞語、巴斯克語和加利西亞語發言。

19日的議程中，民聲黨議員米拉（Maria Jose Milla）因打斷一名工人社會黨議員使用加利西亞語發言，遭到眾議長的警告，33名民聲黨議員為了表達不滿便憤而離席。」 根據《衛報》，西班亞總理桑傑士及工人社會黨在7月大選失利後，為了爭取小黨支持新政府的籌組，因而協助推動這項提案。總之，我最後吃了個寂寞，一切都相當空虛，不好也不壞，就只是花錢飽餐一頓而已。

但是，近幾十年來，這種習慣已經隨著時代消磨，現在又有多少人會特地挪出時間，只為了跟家人坐下來好好吃頓早餐、午餐，或是晚餐呢？ 許多研究指出，與五十年前的社會相比，現代人花在做飯的時間明顯減少，更多人索性完全放棄下廚，天天依靠外食過活，而且這個現象不分貧富貴賤，全民皆然。速食文化越是推崇快速，就越是貶低花時間下廚的必要性，你彷彿可以看到速食文化振振有辭地說：「換做是我，不到五分鐘就可以搞定了。」這就是速食文化的邏輯 全盤否定烹飪的價值，不管再怎麼有效率，下廚這件事本身就太占時間了，最好人人遠庖廚。一起吃飯這件事在當時司空見慣，人們總能抽出時間好好坐下來，與家人同桌用餐。

五○年代的許多美國家庭已經漸漸喪失與家人同桌吃飯的優良傳統，也普遍認為下廚本身毫無樂趣可言。同時，我也忍不住想，在短短六分鐘內，我到底攝取了多少熱量？整個用餐過程如同例行公事，彷彿我是到加油站為汽車加油一樣。

在冷凍食品公司的大力宣傳之下，大家開始認為女性為一家大小下廚做飯是個沉重的負擔，因此縮短烹飪時間或完全擺脫煮飯的辛勞才能彰顯女權的進步，並將女性從繁重的家事中解放出來。附餐薯條吃起來脆脆鹹鹹的，其實不難明白大家為什麼會對這樣酥脆重鹹的口味上癮。現在只要一提到下廚，我們的第一個反應幾乎都是「太花時間了」，就算是早餐也懶得親自料理，寧可隨便買一些方便帶著走的現成包裝食品，然後坐在車裡草草了事。速食文化猶如蝗蟲過境，不但將我們的傳統連根拔起，連帶曾經的信念也啃食殆盡，難以為繼。

我們一天當中需要進食好幾次，這或許就是我們不自覺就會傾向於快速用餐的原因—我們必須進食才能立即滿足生存需求。大約二十年前， 我前往肯薩斯州的薩利納市參加「土地研究所」（Land Institute，一所非營利農業研究機構）的董事會會議，我一出機場就直奔會議地點，但同時我也飢腸轆轆，滿腦子都想著要在開會前吃點東西墊墊肚子。這是我們的一種生存機制，而非單單受到欲望驅使的行為。進食是生物最基本的生理需求之一。

我們在飢餓狀態之下最容易上鉤，往往也無暇思考，只想趕快滿足進食欲望。許多美國家庭在烹調與飲食方面向來不講究，因此不難想像速成餐點對他們具有強大的吸引力，但就連深諳烹調之道、擁有深厚飲食底蘊的移民與原住民家庭，也都輕易地放棄了他們豐富多元的傳統飲食文化，轉而向快速省時的料理方式靠攏。

於是，隨著我們的生活節奏加快，我們首先犧牲的，就是做飯和吃飯兩大民生活動。五○年代速食產業的發展軌跡與當時的汽車文化有許多驚人的相似之處。

速食文化有意無意地抹煞飲食的重要性，不斷告訴大眾，我們不該把精力和時間浪費在做菜和進食，因為世上多得是更重要的事等著我們去做。在國內，幾乎從未跟家人同桌吃飯的兒童比比皆是，他們與家人的一日三餐，經常都是各自解決。我開車進入得來速通道，向對講機點了漢堡和薯條，然後結帳、取餐，再駛入停車場並停在垃圾桶旁邊。儘管我本來就知道漢堡和薯條沒什麼營養，但我沒想到連味道都不怎麼樣，我原本以為可以嘗到某種與眾不同的風味，畢竟耳聞他們家的祕密醬料令人回味無窮，應該多少會讓我感到耳目一新才對。我們都有過這樣飢不擇食的經驗：「我好餓，我必須立刻吃點東西才行」，而速食產業抓住的，就是人類的這股原始衝動。我父親也一定會在出門上班前，與我們一同享用早餐。

文：愛莉絲．華特斯（Alice Waters） 我們的飲食和文化是如何淪落至此的呢？為什麼會如此輕易就受制於效率帶來的壓力，並且處處以快速為榮呢？我想問題的答案或可追溯至一九五○年代，也就是食品工業的崛起。例如，只要開車就能快速到達目的地，這帶給我們莫大的掌控感和自由，而這跟速食極其相似，我們同樣可以開著車直達餐廳點餐，甚至連下車都不用。

當時的農家也開始改種可以大量生產和易於運輸的作物，而非優先考量作物的風味和營養。飢餓讓我狼吞虎嚥，我三兩下就吃飽了，然後把包裝紙和吃剩的餐點丟進垃圾桶，全程只花了我六分鐘

蝙蝠接納了我，或者至少似乎也不在乎我出現在那裡。不到一公克的迷你蝙蝠標籤發明，也讓科學家有辦法更輕鬆追蹤蝙蝠，並結合位置及聲學數據，深入理解特定聲響和行為間的關聯。

全新的可攜式數位錄音科技將這些驚人發現化為可能，即便早在一九六○年代就已出現蝙蝠歌唱行為觀察的記錄，這些研究卻只有錄下少數人耳能夠聽見的蝙蝠歌曲而已。克瑙雪德和其他科學家已記錄了十三種不同蝙蝠的歌曲，而且很有可能還存在更多。第二，大囊翼蝠和其他物種相比，也特別能夠忍受人類的存在，克瑙雪德便提及：「有時還在空中笨拙學習飛行和俯衝的幼蝠，會失去控制然後直接落在我身上，可能是因為我很像某種樹幹或是看起來很安全吧，而有時母蝠就會直接飛向我，也停在我身上，然後把牠的小孩領走，帶回去棲地。母蝠也像人類媽媽一樣，在和幼蝠對話時會改變節奏和音調，只不過是會變得更低，而非更高。

史上第一幅蝙蝠超音波歌曲，而非蝙蝠回音定位的聲譜圖，直到一九九七年才發表，科學家運用蝙蝠偵測器，將家蝠的飛行歌曲錄製到Sony的Walkman隨身聽中。大囊翼蝠擁有兩種歌曲：用來擊退敵對公蝠的棲地歌曲，以及吸引母蝠來到公蝠棲地居住的求偶歌曲。

幼蝠會在兩到三周大時，開始發出群體歌唱的單獨音節，到了十周時，音節便能組成歌曲，某段時間內，牠們的歌曲還會比成蝠更豐富，彷彿還在練習一般。公幼蝠會從父蝠那學習棲地的歌唱，甚至經歷一段「牙牙學語」的練習期，非常類似人類嬰兒和雀形目鳥類幼鳥。

隨著公幼蝠透過文化傳遞從成蝠處學會這些歌曲，歌曲結構及音調中細微的模仿錯誤與調整也會逐漸累積，這促使獨特區域性方言歌曲的崛起，這類方言就像人類的語言與殺人鯨的鯨歌，即便會在過程中持續演變，仍代表著不同的蝙蝠群體，並且會世世代代流傳下去。棲地穩定、能忍受人類、日行性，這三類因素加起來，使得大囊翼蝠堪稱獨一無二，一年到頭都相當容易研究。

」 第三，大囊翼蝠和許多其他蝙蝠不同，通常是棲息在樹上，而非洞穴中，且活躍時間多為白天。許多蝙蝠都相當吵鬧，且蝙蝠佔地球上所有哺乳類約四分之一。在田野中實際錄製蝙蝠的歌曲，則要一直到過去十年間，新一代較為便宜、輕量化、可攜式的數位錄音機出現後，才變得更為容易。文：凱倫・巴克（Karen Bakker） 傾聽蝙蝠之歌 蝙蝠究竟是如何習得聲音的呢？為了揭開這個謎團，柏林自由大學（Free University of Berlin）的蝙蝠科學家瑪洋・克瑙雪德（Mirjam Knörnschild）每年都會前往中美洲研究大囊翼蝠（Saccopteryx bilineata），這是熱帶雨林中最為常見的一種蝙蝠，因為克瑙雪德有興趣的是蝙蝠的社會溝通，必須實際觀察她研究的蝙蝠，所以選擇了這種別具特色的蝙蝠。

克瑙雪德已發現證據，證明公蝠會調整牠們的棲地歌曲，以反映出更強的侵略性，音調越低表示威脅越為嚴肅，同時也會為了回應越來越多的母蝠，提高日常求偶歌曲出現的頻率，以吸引異性並擊退競爭者。克瑙雪德發現了什麼呢？首先，大囊翼蝠一生中會表現出各種精細的聲音學習行為，幼蝠和人類很像，是透過模仿成蝠的聲音學習，剛出生的幼蝠發出的呼喚頻率和母親相符，且會從母蝠處學習特定的呼喚，這樣在母蝠回到巢穴時，便能辨認彼此。

蝙蝠的歌曲就像鯨歌，也是一種文化傳遞，且會隨著時間演進。就跟雀形目鳥類一樣，多數蝙蝠歌手為公蝠，歌唱是為了保衛棲地及追求異性，特別是在一夫多妻制的社會中，公蝠會追求不只一隻母蝠，並與其交配。

等到成為成蝠後，牠們已發展出自身棲地的獨特歌曲、專屬親近家人的呼喚、以及豐富大量的特定聲響，其中也包括個體獨有的呼喚，而與其他蝙蝠相同，這類聲響也是透過後天學習而來，並非與生俱來。科學家目前已能在各式各樣的棲地，從樹木頂端到漆黑的洞穴深處，日夜錄製大範圍、長時間的蝙蝠聲響數據集。